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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轻人漂洋过海不再心潮澎湃

发布日期:2021-08-09 18:52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1990年8月,22岁的陈婕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父母告别,只身前往美国纽约。

  她拖着两个沉甸甸的行李箱,里面有母亲捎上的毛毯,怕她生病带的药,还有各类生活必需品。这段30多年前出行的细节,陈婕有些淡忘了,但离别的伤感和对美国生活期待的矛盾心情,她至今还记忆犹新。

  1984年,中国首次打开自费留学的大门,紧接着国内就掀起了一股“留学热”。1983年自费出国人数仅一千多,但在四年后,留学人数就突破了十万大关。

  “当年出国其实想得非常简单,就是知道美国是个好地方,大家都想去。”陈婕告诉南风窗,她当时没有做长远的打算,想着先读个两三年再看。

  陈婕在北京出生长大,从小书香门第,父母都曾留学苏联,哥哥也于八十年代初公派留学。所以“留学”一词对她来说并不陌生。再加上本科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信息管理专业,身边几乎人人都有留学梦。

  1990年代初的中国,已经与国外有了较为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。肯德基和星巴克纷纷登陆北京,街上偶尔有日本车呼啸而过,广场上还能看到西方面孔前来参观。

  陈婕和丈夫石斌也会听听,看看欧美的影视剧。当年的美剧《神探亨特》和《鹰冠庄园》是她的最爱,剧中加州的阳光沙滩,警察飙车追击嫌犯的惊险画面,还有主角家里的独立浴室,都激起了她对美国的无限憧憬。

  “有些学长去美国做访问学者回来后,都很兴奋地说那边‘跟天堂一样’。”石斌也深有同感,他说,“当时国内一家四口能住40平方米的房子,就已经是不错的条件了,但美国的普通人家里都有一栋别墅,这听起来就是新世界。”

  1986年,石斌从清华大学毕业,找到了一份令人羡慕的外企工作,薪资已经超出普通工作好几倍。“那个时候美国的平均收入是中国的300倍,是根本无法比较的。”在国内工作几年后,石斌也决定辞职前往美国读研,于1991年和陈婕在康涅狄格大学汇合。在他看来,当年留学生其实也没有考虑,到底是为了钻研学术还是移民定居,因为“出国”二字本身就足够吸引人。

  陈婕也笑道:“那个时候如果你有出国机会,不出国的话,可能会觉得你脑子不对。”

  1988年,唐永从湖南的一个偏远小镇,考进了中国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,是当时镇上凤毛麟角的名牌大学生。在上大学前,“留学”对于唐永来说还过于陌生,当时身边人能去到省城长沙,就已经是非常了不得的事,更别提出国。唐永的父母也都是镇上的普通上班族,收入微薄,供他读大学已经竭尽全力。

  刚进大一,唐永就发现身边大部分人都有出国的想法,有的甚至已经开始准备托福、GRE等出国考试项目。“当时学校的风气就是如果能去美国留学,然后留下来工作,那就应该在收入和各方面都会很好。”但考虑到家里的条件,他并没有马上决定出去,只是有了念头,也知悉了申请方式。

  毕业后,唐永先是南下,到汕头海洋公司工作,但人刚到,就被通知项目被砍,资金链断裂。几天后,他只得折回北京,在学校实验室打工。当时他拿着勉强糊口的工资,还时不时需要父母的接济。但那时,唐永在美国读研的校友,已经有每月1000美元的收入。对于他来说,这几乎是天文数字。几番考量后,唐永也决定出国读研。

  有着中科大的硬实力背景,唐永在申请路上还算顺利。对当时出国的急切,用他的话来说就是:“不管学校好坏,只要给奖学金免学费,哪怕是半奖的,基本也都出去了。”

  1997年春,一个薄薄的暗黄牛皮纸信封寄到了他所在的实验室,看到寄件方是几行飞舞的英文字,唐永激动地拆开,散落出好几份文件。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封以“Congratulations(恭喜)”开头的录取通知书,同时校方还为他提供了全额奖学金,以及一份每月1000美元的实验室助理工作。

  “当时非常激动,因为等了好长时间。那个时候国内电子邮件还很少见,所以中间也无法直接联系。”

  1992年,一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华盛顿特区的林肯纪念堂前留影(图源:环球时报)

  “终于可以去美国了。”唐永回想起当时的心情,与其说是被梦校录取的喜悦,更像是一种释然——终于可以宣告经济独立,生活稳定了。“父母也总算是不用再担心,毕竟有份正经工作,每个月省下来的钱换算成人民币也是不菲的。”

  那时的美国,在普通中国人眼里,几乎是“先进”和“富裕”的化身。早在1980年,美国大“预言家”托夫勒就已经在《第三次浪潮》中,思考一个“信息化”时代的到来,对国内的学术界和领导层产生了不小的轰动,石斌所在的清华经济信息管理学院对此还深有研究,他表示“我们那时还在第二次浪潮中摸索呢,两国完全没法比”。

  陈婕、石斌和唐永,三人三种家庭背景和经济条件对出国趋之若鹜,折射出1990年代的出国风向 :登陆大洋彼岸,就是着陆天堂。

  唐永最近一次回国是2018年,他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回了湖南和妻子的老家北京,还抽空去了成都,玩了近一个月。

  尽管孩子都在美国出生长大,但夫妻俩在孩子小时候坚持用中文交流,送他们去中文学校学语言。大女儿唐梦悦今年即将上大学,虽然还没有确定专业,不过梦悦告诉南风窗,她会主修或者辅修中文,争取以后来做交换生来中国,把中文水平提高到母语的水准。

  “身为华裔,我时常觉得自己是被卡在了两个国家之间,有时会倒向美国,想跟美国人更熟。但我现在认为如果我不了解我父母辈的故事,还有我祖先的历史和文化的话,是很可惜的一件事。”梦悦坦言,“华裔美国人”的双重身份曾使她陷入身份认知的困境。

  梦悦在纽约州波基浦西市长大,当地亚裔人口占比不足1%,所以光看外表,她平时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而且因为在家一直说中文,梦悦表示自己上幼儿园时自己像个小“哑巴”。

  “但我小时候并没有感觉到自己的不同。”梦悦当时还并没有“种族”和“肤色”的概念,直到进入小学后,她时不时会遭到一些同龄人对她的恶意。“有些人会对我说‘滚回你的国家’,或者戏谑地说‘香港女孩’。”梦悦也是从那时开始逐渐意识到,自己是少数群体,是“异类”。

  梦悦本身性格比较安静,成绩也很好,“所以也几乎完美满足了外界对亚洲人的刻板印象”,她笑道,同时那些种族主义言论的攻击也只让她更加沉默。她时常感觉自己就像一只缩在壳里的乌龟,在被伤害后要过好一阵才能鼓起勇气,再探出头。那段时间,梦悦也尝试过融入所谓“美国人”的圈子,比如吃午餐时加入一个大群体中,但到头来她也只是默默吃自己的。

  “长大后,我结识了一些有多重文化背景的朋友,和他们比较有共鸣,我闺蜜就是波多黎各和印度的混血。”高中后,梦悦逐渐脱离身份认知困境。为何一定要选择一方呢?她想,会双语,有双重文化背景是优势才对。

  “我其实现在也跟身边人都挺不像的。但我会更加为‘自己从哪来’和自己的民族血统感到自豪。我能给他们带来亚洲文化,而且互相了解不同的文化已经成为我们交流的一部分。”

  除了接纳并且想进一步了解自己华裔的身份,中国也是一直令梦悦向往的地方。她随父母每隔2至4年会回国一次,在她眼中,中国是热闹、有朝气,处处都能给她带来惊喜的,与平静的波基浦西市截然不同。

  在近一个小时的中文语音采访中,梦悦对答如流,很少卡壳,偶尔还能蹦出几个成语。但曾经很长一段时间,因为身份的迷失,她曾一度放弃中文,这几年才开始恶补,同时还爱上了看国产剧和综艺,最近在追大火的《山河令》。梦悦说明年有机会的话,希望能回国待上两个月,她也早早地发誓一定只用中文交流。

  唐永一家两代人身上也能看到一个有趣的心态转换:二十多年前,美国的繁荣吸引着唐永前来谋生,如今,是文化也是国内的繁荣吸引他的后代回乡旅游、学习甚至发展。

  唐永表示:“现在国内的形势好,机会多,如果梦悦想回国发展我也是完全支持的。”

  “国内是机会多,但内卷也厉害。”23岁的杨衣渺感叹道,“当然我更没想过要留在法国,我总觉得我是会回去的,也许是我恋家吧。”

  杨衣渺高中出国时就没走“寻常路”,为了圆服装设计师的梦,15岁就独自去了法国。

  “当时知道法国的巴黎时装周、设计师、高定都很有名,而且文化气息浓厚。另外我也想学一门第二外语,以后找工作有优势。”

  法高毕业后,杨衣渺如愿考上了在巴黎的IFM法国时装学院。她设想先在巴黎工作两年,www.099299.com!再回国工作或者创业。不过在巴黎完成学业后,衣渺现在对于是否要继续在巴黎工作打上了一个大问号。

  原因一是在巴黎的生活烦恼。高中因为有寄宿家庭的照顾,所以衣渺无须操心一日三餐以及生活琐事。但在巴黎独居后,揭开这座浪漫文艺之都的表皮,巴黎一些街区的治安、公共卫生还有生活便利的问题,都不尽如人意。

  最老大难的就是巴黎的小偷,无论是在街上、地铁上还是在学校里,巴黎小偷令人防不胜防。“在玛德琳地铁站,我认识的人几乎都在那被偷了钱包手机,有的连居留证都被偷了。”衣渺后来发现学校也有人偷钱,还有他们设计工作需要的尺子、剪刀、模具等等。

  此外,在海外做华人设计师,“要不要在设计里融入中国元素”也是个甜蜜的负担。

  衣渺认为设计是带有主观意愿和彰显个人风格的一项工作。但似乎在外国人眼里,中国设计师和中国风就是标配,他们会问“为什么你不融入一些你们中国元素进去?”

  “但我平时做衣服其实不太敢用中国元素。虽然想用,但怕最后出来效果不好,给人一种为了中国风而中国风的僵硬感。”衣渺认为,外国人眼里的“中国风”大多也只是对中国的刻板印象,很多人根本不了解中国或者中国元素,只是觉得是他们眼里的那个样子就行了。

  “比如圣罗兰在上世纪出了一个系列叫‘中国人’,用了斗笠还有一些清朝服饰的版型和花色。那一季因为真的太火了,很多外国人就是到现在为止都还觉得‘哦,现在中国也是那个样子’。”衣渺哭笑不得。